1948年的时候，解放战争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不少国内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在纠结到底是留下还是离开这个严峻的问题，比如胡适，梁思成，陈寅恪，梅贻琦等人，当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肯定是选择留下了，还有陈寅恪先生也坚定的选择不走，但当时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和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却选择了去台湾，这是为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历史有些了解的人知道这件事情难免会愤愤不平，根本不知道他们二位作为知识分子要这样选择，要知道，一个是被老百姓喜欢的新中国，一个是被老百姓所唾弃的旧中国，对他们的行为一旦表示不理解，就会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是让人憎恨，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堕落的一瞬间，所以也顾不得思考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也就做不到真正的换位思考，要知道当时他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内心是多么煎熬，一直在徘徊。
但其实不管是站在国民党这边的还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他们都有着内心明确的选择，根本不会觉得为难，真正让他们内心备受煎熬的，是那些知识分子，就像胡适，梅贻琦这些，他们是自由追求着，他们内心都有着其他的原因，那么胡适为何还要那样选择呢？要知道因为胡适在中国文学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当中中国共产党找了他好几次，都希望他能在大陆，可都被胡适给拒绝了。
甚至他觉得，苏俄那会儿虽然有面包但没自由，而美国不仅有面包还有自由，他觉得新政权不仅没自由也没面包，是因为他的不信任，他觉得不管再怎么走，最多也是向着苏联那个发展，而他所谓的追求自由自然是没有办法忍受发生这样的变化，因此在最后思考之下，义无反顾的去了台湾，追随了老蒋。
但也不能说胡适就真的信任了老蒋，在1920年的时候他曾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批判，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他被抓捕，季羡林也曾表示，那些对胡适的误会都是不存在的，而胡适那样选择，仅仅是因为他自己所理解的自由，他想为此做出妥协，那么梅贻琦又是如何呢？他在自己的校长职位上安安稳稳干了31年，也算是当得最久的了，清华能走到现在和他功劳密不可分。
他去台湾也是为了清华，他想要拿到庚子赔款那个钱，因为在美国，他要是不去那就拿不到，因此他有了这笔钱，还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不少的优秀人才，为台湾教育做出巨大贡献，虽然说新竹清华和大陆清华离得比较远，但如今也经常合作，为两岸交流提供了很大便利，梅贻琦的心里一直只有清华，因此可以总结出来，他们二位去台湾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一个是政治相关，一个是清华。
他们的背后终究也是无奈，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没办法感同身受在那样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们什么呢？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tj=1
因为林语堂晚年很贪腐，所以高晓松用晚节不保来形容他。
林语堂在晚年担任南洋大学校长的时候，把自己的亲戚都安排了学校要职。当和学校翻脸的时候，他请来律师要告学校董事会，结果律师都感觉到林语堂做的有点过份。
林语堂出生在1895年，当他59岁的时候，也就是1954年。当年8月，林语堂来到应约来到南洋大学。陈六使是中国华侨陈嘉庚的侄子，为马来西亚富豪，掌握全东南亚橡胶储藏。
这所由华侨集资美金四百万元兴办的大学，当时陈六使捐款500万。南洋大学校董会安排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担任校长。林语堂来后，提出要求说我要当校长。
当时的新加坡华人主要是由福建闽南人组成，林语堂是福建人，还是当时响当当的国际大师。校董会最后决定给林语堂担任校长。
但是，林语堂担任校长后，把他女儿、女婿、侄子都带过来了，而且都担任要职，副校长、财务部长、办公室主任类似的职务。新官上任，他要求把当时新盖的教学楼拆了，说要盖世界一流的教学楼，让南洋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南洋大学是新加坡的华人建立的，刚建立不久，都是侨乡的血汗钱。提出这个要求的同时，林老还提出要涨工资，教职员工的工资要世界第一高。连当时的哈佛、耶鲁的校长都没有那么高。
因为林语堂是国际大师，校董会也答应了。本来每个学校都有基金管理的，是由校董会负责的。林语堂说他要拿来管理。
但是校董会就是靠这些基金，让在新加坡的华人接受了中国教育，能够看出林语堂管的很宽。据说这些基金有两千多万，校董会没有答应。林语堂就把校董会告了，弄得对薄公堂。
林语堂请来了律师，律师一听感觉也挺过份的，就打算劝和。在会议上，林语堂指着捐助金额最大的陈六使先生说他背信弃义。会议上的人坐不动了，纷纷指责林语堂。
后来，大家就问他要怎样才能妥协，林语堂说得给他补偿。在和解会上，林语堂就开始算，连开车的油钱，饭钱都计算了，精确到小数点，三十多万。
当时的30多万是很值钱的，学校的图书馆大楼也就是30多万，校董会一研究，说就这样吧，给您钱，您就去美国吧。
当时，陈六使也在现场，他说基金是大家的血汗钱，不能让学校受损失，这个钱他出。随后，陈六使拿出了支票，给了林语堂30多万。
林语堂在新加坡华人领域多受争议，南洋大学事件对林语堂的晚年名声造成一些影响。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台北阳明山，1976年3月26日去世。
扩展资料：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他谈吐诙谐，热衷幽默。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
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新加坡的侨领因为冷战时期子女无法在中国接受华文大学教育，又担心子孙脱离中国文化，所以在1952年初，兴起筹组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李光前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参考资料：林语堂-百度百科林语堂与南洋大学-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