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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看今：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及启示
2017-03-31 06:35
山西票号兴旺的四条秘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股份制经营与两权分离，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文李萍广州农商银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一、引言
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平遥古城。平遥古城始建于周宣王时期，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平遥古城基本保存了明清时代的县城原貌，步入古城，随处可见各类遗址古迹，红砖青瓦之间，沉淀了历史的风雨。这里曾是明清时代名扬天下的“第一富县”，晚清时代的金融中心，经济的富足导致地位的提升，这里的县官等级都比寻常高出一级，为六品县官。
清代道光年间，在这条“中国华尔街”上，诞生了中国现代银行的雏形—票号。“日升昌记”凭借其第一家票号的身份，名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单。日升昌记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以农业为主的明清时代，山西中部及北部一带由于地处山区，不宜耕作，并非良棉富裕之乡。当地人民为摆脱贫苦，养家糊口，纷纷出走经商，当时，山西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有不少人在北京开设商铺。每每年终结账，都要委托镖局往来运送现银，这样运输成本极高且不安全。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极具商业头脑，率先开始汇兑业务，即北京分号接收现银，再写信给平遥总号，委托人可以直接到平遥总号兑换现银，但需缴纳一部分汇费。这样一来，支付的汇费不高于支付给镖局的费用，又可以不用真金白银往返，大大减少了出差错的概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进行汇兑业务，西裕成颜料庄决定改为专营存款、贷款以及汇兑业务的票号，并改名为“日升昌记”。其后，“日升昌”在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及南京等地先后设立分支机构，并远至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海外国家，各地分支机构统一挂牌“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一时声名鹊起。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鼎盛时期的山西票号所从事的业务几乎涵盖了现代银行的所有业务种类，其治理结构中也蕴藏着晋商文化与智慧。
二、晋商票号的公司治理模式
1.“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票号的诞生直至鼎盛都是创新的产物。雷履泰具有创新精神，因此在举手之劳中发现商机，并敢于将其付诸实践。西域成颜料庄的东家李大成也是极具有创新精神的，因此，在听取大掌柜雷履泰将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时，他勇于尝试并再出资30万两白银用于资本扩充。票号的鼎盛时期则是源于山西商人集体的创新精神，源于他们汇通天下的胸怀和并不满足于现状的抱负。此外，当时票号的管理体制上也处处体现出管理者的创新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技术的问题，银票的防伪是十分困难的。为此，山西票号创造了一套汉字密码，用于银票防伪，山西票号的防伪思路主要是数字防伪，即在正常的票据下面会写上一行字，别人看不懂，其实是银票对应的日期和数目，如果和银票上正常的数目和存款日期一致，就是真的；如果不一致，就是假的。而真假的辨认，只有懂得密码的人才会清楚。例如，晋商创造了“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时必分明”这样的诗句，作为每个月1-30日的代号（清代使用的是农历，每个月最多30天），“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10个数字，“国宝流通”四个字代表“万千百十”的数字单位。并且，这些文字密码会定期更换，以防泄露。在晋商票号百余年的经营历史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冒领事件。
2．股份制经营与两权分离
晋商票号属于股份制经营，票号成立之初，约定多少银子为一股，各个东家依据自己的出资金额划分股权，是为“银股”。由于票号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一家票号往往拥有众多东家，这些东家往往是同属一个家族，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是大东家。银股代表对票号的所有权和分红权，同时承担票号的全部风险。票号的实际经营者（掌柜及伙计），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根据工龄、职务及贡献拥有一定比例的“身股”，身股不享有所有权，只享有分红权，不用承担票号的经营风险。这种治理结构与现代公司制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都极其相似。
一般认为，两权分离的制度由现代西方经济学传入，孰不知，早在晋商票号的经营中，就应用了该治理制度。晋商票号有两个核心人物：东家和掌柜。东家即为董事长，掌柜是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晋商票号实行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东家不干预票号的任何经营，不在票号内食宿、借钱，不私自借用票号的伙计。东家决定大掌柜的任免，票号的财权和人事权则由大掌柜全权掌握。
3．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
票号乃至现代商业银行，都是靠信誉经营的金融机构。因此，晋商票号的企业文化中，诚信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经商的宗旨是“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如此，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这种诚信精神渗透在票号的方方面面。首先，体现在公司制度上。上文中我们提到，票号实行股份制经营，与现代公司制类似，差别就在于票号实行的是股份无限责任制，一旦发生经营不善，财东承担所有责任，直至家财散尽。因此，票号的破产不仅仅意味着事业的失败，还可能给一个家族带来致命的打击。从现在来看，这种无限责任制是残忍的，有缺陷的，但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财东的诚信精神，家破人亡也愿意承担债权人的所有损失。其次，体现在用人选拔上。票号成立之初，财东一般由中间人介绍或者自己观察，确定掌柜人选，进而进行长时间的考察。这种考察既是谋略方面的，更是人品方面的，一旦确定此人可用，财东便委以全权，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掌柜也必须对财东诚信以待，一旦做出出卖财东，损害票号利益的事情，便会在整个行业内被封杀，再无出头之日。在一般员工的选拔上，晋商实行学徒制，即申请人需先从学徒开始做起，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转为正式员工。而申请成为学徒的条件也是极其严格的：（1）要有与本票号利益直接相关人士的推荐；（2）祖上三代之内未出现过偷窃、犯罪等行为；（3）年龄在15-20岁之间。（4）样貌端正，熟悉珠算，能写工整的楷书；（5）家中无负担，可以远行。（1）（2）都是基于人品的考察，（3）是基于学徒的可塑造性，票号在选拔学徒后，会进行长时间的考察和培训，除了技能外，还包括道德培训，年纪小的学徒更容易进行教育。由此可见票号对于诚信的看重。最后，体现在票号的具体经营上。日升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光绪年间，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拿着一张汇票到平遥总号兑取银两，柜台的伙计接到汇票后大吃一惊，这张汇票竟是同治七年从石家庄分号开出的，面值12000两。在验证了汇票的款式、字迹、纸张甚至笔迹后，确定这张汇票是真实的，面对这张30年前的汇票，伙计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只得向大掌柜请示。大掌柜拿到汇票后，客气地将老妇人请进来面谈，仔细询问后得知，老妇人的丈夫30年前在石家庄经营皮草生意，与同治七年撤柜回乡。走的时候，将所有银两通过日升昌记汇至老家，不料在半路上出了意外，回乡时已经去世。老妇人当时悲恸过度，也忘了清理遗物，后来就原封放着，未开过箱。直到前几天，老妇人打开了遗物，才发现这张30年前的汇票。老妇人担心被当成骗子，就一直解释说汇票年代久了，保存的不好，如果不能取就算了。大掌柜安抚老妇人后，令帐房查对了30年前的帐簿，找到凭证后不仅如数兑换了现银，还派人护送老妇人回家。口口相传之后，日升昌的信誉更加得到赞赏。
晋商票号的诚信是其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助力，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量王公贵族跟随慈禧和光绪皇帝出逃，仓皇之中，金银财宝来不及收拾，只带了最容易携带的银票，一入山西地界，便纷纷拿银票兑换现银。其实，山西诸多票号的北京分号也被洗劫一空，连账簿都被烧掉了，诸票号本可以以此为借口，拒绝兑换现银。但诚信的晋商票号宁可自己损失，也不失信于人，凡是来取现的，只要银票是真的，无论金额大小，一概兑现，等慈禧和光绪皇帝重返北京后，也放心的将大量官银汇兑的业务交给晋商票号。官银汇兑业务的加入不仅使得晋商票号的规模迅速扩大，也极大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4．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晋商票号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包含任人唯贤与有效的薪酬激励两个方面。
无论是在掌柜的选拔上，还是在伙计的选拔上，晋商票号都尊崇任人唯贤。与之相对应的，晋商票号有著名的不用“三爷”的制度，杜绝了任人唯亲。这里的三爷指的是财东家族中的少爷、姑爷和舅爷，这些人不允许参与票号的任何经营，实现亲戚回避。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人才的录用和晋升上尽可能实现公平原则，避免近亲繁殖；另一方面可以让票号的掌柜和伙计有主人感，从而大大促进了票号的健康发展。票号的任人唯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纳有才能的社会人士；二是内部培养提拔，为有能力者提供内部晋升渠道。同时，实行末位淘汰制，保持一定的人员流动性。
晋商票号拥有极其严格的人才培养体系，从学徒成长为伙计，一般需要5-7年的时间。成功通过选拔变成学徒后，要进行3年的考察期，学徒期的考察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打杂”，日常工作主要为打扫卫生，端茶倒水等。这一阶段主要考察学徒的道德品质和待人接物的能力。在这一阶段，掌柜常常会故意散落些碎银和铜钱在地上，看学徒如何处理，如果他们贪图小利，藏匿不交，就会被判定为道德有失而立刻被开除。成果通过“打杂”阶段的考察后，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上柜学习。这一阶段主要考察学习能力，每个学徒会配有一个师傅，学习帮帐和珠算、抄写等技能，如果在学习中表现的过分愚钝，不够聪明，也会被遣送回家。三年的学徒期内，学徒不设座位，不给辛金（同现在的薪酬），不准回家。
顺利通过学徒考察的学员，就转为“见习期”。见习期一般为两年，可以做跑街，跑到街市上去打探行情，誊写各地往来的信件，观察两年后，如确定为可造之材，则转为正式员工——伙计。然后伙计、襄理（三掌柜）、协理（二掌柜）、经理（大掌柜）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职业生涯可以发展到哪里就看伙计自身的才能了。
综上可见，票号对与员工的选拔是十分严苛和漫长的，但是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票号职员是一个非常让人艳羡的工作，山西民间流传这样一个谚语“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做个茶票庄”。若说是晋商轻视教育，倒也有失偏颇，大户人家会用最高的礼遇和待遇为子女聘请私塾老师，票号内部也会教授学徒读《四书》、《中庸》等。事实是他们找到了比做官更好的职业生涯，放弃了科举制度。伴随着严格选拔制度的是完善的激励机制，极具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票号的薪酬福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收入，从学徒开始，吃、穿、用、度统一由票号供给，并且供给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吃的基本可以做到顿顿不重样，顿顿有肉，顿顿有酒，饮食水准远远超过普通人家；穿的夏季为丝绸，冬季为毛料；过了学徒期后，可以定期回家，路费由票号支付。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相当于配备五星级酒店的餐饮住宿，回家包机票，对于普通人家来讲，这种供给水平本身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学徒期没有辛金（薪金）可以领取，过了学徒期后就开始领工资，工资会随着工作年限和实际贡献上涨，一般伙计的辛金大抵为10两一个月，而1两银子就可以满足当时普通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等工作8，9年之后，辛金大抵就可以涨到70、80两甚至100两，当时，一个普通知县一年的俸禄是45两，朝廷一品官一年的俸禄也才180两。票号薪酬的另一部分是顶身股，当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工资上涨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获取顶身股。顶身股从1厘到10厘不等，每个帐期结束（3-5年一个帐期）可参与分红，依据身股数可获得几千至上万两白银。
从票号薪酬福利的标准可以看到晋商招揽人才的诚意，尤其是顶身股的出现，将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在票号百余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掌柜、伙计都兢兢业业，奉献终生。
三、小结
晋商票号盛极而衰，究其衰落的原因，除了由于战乱导致的时局不稳定外。两个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的衰落和官方银行的加入，19世纪70年代，外商在丝绸和茶叶上进行价格战，导致华商的衰落和破产。当时，票号的放款是纯信用贷款，无任何抵押物。因此，丝绸和茶叶商户大范围的破产导致大量坏账无法收回，信用危机迅速蔓延，很多票号因挤兑而破产。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乱，国库空虚。清政府看准票号的盈利能力，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其后，又成立“交通银行”以及一些省办的银行。官方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政治力量，迅速发展，很快就垄断和控制了金融业。历史的轮回总是出人意料的，随着利率市场化，现代商业银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保护，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升级，必须首先进行由内而外的市场化改革，回顾晋商票号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其管理之先进，有许多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在长期的政府保护下，现代商业银行最缺乏的就是创新精神，因此，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升级首先要对思想进行转换。需从原有官僚守旧的思维转换为高效、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
其次，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战乱，封建体系的破除与改革开放。在一系列的转换中，旧的制度已被打破，传统文化丧失，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诚信的缺失是当今社会的通病。作为以信誉立足的机构，现代商业银行如何能够做到爱惜羽毛，建立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防范道德风险，值得我们思考。
最后，企业立足之本在于人，如何能够吸引人才，选拔人才，留住人才，建立公平的内部晋升环境；如何能够有效激励人才，将其个人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绑定，是现代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清道光三年(1823)左右成立。前身是本县西达蒲村李家在城内西大街开设的大商号西裕成颜料铺。李家数代经商，资财万贯，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日升昌票号在全国设立了35个分庄，重点多在东部沿海城市和南方城市。同时也在俄、蒙设立了代理庄。为平遥票号在各地设立分庄最多、业务量最大、盈利最高的一家,号称“天下第一号者”。正如日升昌票号一楹联所书：“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因业务重心在南方,到危机和衰败阶段，受南方分庄损失拖累过重，故有“日升昌倒在南”之说。
民国3年(1914)农历九月，日升昌担保受累遭查封，开始破产整顿。之后业务逐日衰退，勉强以“收账还账”维持旧业。到民国21年(1932)日升昌票号改营钱庄为止，经营共计109年。其间，于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曾出资设立日新中票号，历时仅数年，便收撤归并。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位于城内西大街路北。与日升昌、蔚泰厚隔街相望，铺位面阔七间，气势恢宏。经营业绩较为显著，很快成为平遥票号鼎盛期的重要票号之一。财东有介休县洪山人乔世杰(又名乔英甫，曾为四川省浚川源官银号经理)、河北清宛人许涵度(四川藩台)、湖南人沈德厚、旗人荣恩寿等，为宝丰隆发展创造了特殊条件。是平遥票号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家官商合办票号。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当雷履泰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经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东家和掌柜议定，由日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兴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平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平遥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同时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
在平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达到22家，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3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日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2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5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7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9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10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5年(1916)5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9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升昌暂免破产。民国12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21年(1932)，日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