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水土不服
我们来后，都被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正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
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
蚊子倒不多，大概是因为我在三层楼上之故。生疟疾的很多，所以校医给我们吃金鸡纳。霍乱已经减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坏，其实是在绕着人家的墙下，檐下走，无所谓路的。——两地书•四二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欤。
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19261003致章廷谦
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两地书•九三
第二、不服校长作风
鲁迅先生为什么离开厦大呢?据我们当时的了解，他对“英国籍的中国人”、尊孔的林文庆校长，对排挤国学院的敦务长刘树杞，以及国学院的一批“现代评论”派之流人物，感到不满，甚至憎恶。
他与学校当局根本冲突，已到了无可谓和的地步。在十二月底，他坚决地向学校提出辞职书。学校当局对他的辞职书，感到很难弄。——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另外我还知道:学校当局连同从北京来的一部分人土，都主张学生应该钻进实验室埋头研究，百事不管;鲁迅先生却公开演说，劝学生要留心世事，出来做“好事之徒”。
校长尊孔，鲁迅先生却劝学生要少读中国书。别人都去巴结校长，企图做“永久教授”,鲁迅先生却一定要走。校长要学生静，鲁迅先生却希望学生动。弄来弄去，总不对头。——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
第三、不服顾颉刚等人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
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我原住的房屋，要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而学校之办法甚奇，一面催我们，却并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员寄宿舍已经人满，而附近又无客栈，真是无法可想。
后来总算指给我一间了，但器具毫无，向他们要，则白果又故意特别刁难起来（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吃点小苦头的脾气的），要我开帐签名具领，于是就给碰了一个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
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两地书•四六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19270420致李霁野
营植排挤，本是三根惟一之特长，我曾领教过两回，令人如穿湿布衫，虽不至于气绝，却浑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先前的历史，是排尽异己之后，特长无可施之处，即又以施之他们之同人，所以当他统一之时，亦即倒败之始。
但现在既为月光所照，则情形又当不同，大约当更绵长，更恶辣，而三根究非其族类，事成后也非藏则烹的。此公在厦门趋奉校长，颜膝可怜，迨异己去后，而校长又薄其为人，终于不安于位，殊可笑也。
现在尚有若干明白学生，固然尚可小住，但与月孽争，学生是一定失败的，他们孜孜不倦，无所不为，我亦曾在北京领教过，觉得他们之凶悍阴险，远在三根先生之上。和此辈相处一两年，即能幸存，也还是有损无益的，因为所见所闻，决不会有有益身心之事。——19350108至郑振铎
第四、好友孙伏园的离去
由此可见鲁迅与厦大之间矛盾颇多，鲁迅因此曾在书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不论如何这主要是鲁迅与校方的矛盾，与学生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鲁迅在厦大是一如既往地深受学生爱戴，而鲁迅也努力教学、帮助青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张映勤一九一二年五月初，
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供职，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十四年，当然这也是他在教育部公务员生涯的十四年。
北京是鲁迅的第二故乡，是他除绍兴之外生活得最久的地方，与朋友多次谈起北京总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去世前的几个月，鲁迅还认为：“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致颜黎民信）。
鲁迅喜欢北京自然有他的理由：
其一，他的亲人都在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鲁迅将全家老小，自己的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一家同住于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周氏三兄弟，除两年以后三弟周建人只身到上海谋生之外，全家三代十几口人都在北京生活。
其二，他的职业在北京。从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这十四年的黄金岁月，鲁迅一直在教育部当职员，任科长、佥事，工作清闲无聊，有时间创作研究和教书，除了工资收入，尚有讲课费和稿费、版税，这是他能坚持十四年始终没有跳槽的主要原因。
其三，他的事业在北京。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从这里起步、成熟，他的文学创作、译介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时期，并先后在八个学校兼课，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精神领袖和文学大师的地位。北京做过八百多年的帝都，恢弘大气，精英荟萃，文化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活跃，信息畅通，图书馆、大学、报刊、书店林立，为鲁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北京是他大展身手的绝好舞台。
其四，他的活动圈子和朋友圈子也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些人包括思想文化界名人，学校任教的同事、学生，社团报馆的编辑、文学青年等等。鲁迅与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这些朋友和文化圈子是鲁迅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
鲁迅在自己写的《自传》中这样解释道：“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
先说撤职一事。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始终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二日鲁迅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讼，打了平生第一场官司。但同年十一月章士钊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转年的一月十六日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易培基，支持学生，同情鲁迅，取消了这个违法的撤职令，三月中旬官司胜诉，鲁迅官复原职，撤职风波就此平息。这件事不会直接导致鲁迅离京，但因此与教育部关系弄僵却是事实。
再说逮捕一事。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奋笔直书，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社会上传闻，报纸上也刊出名单，政府要通辑第二批“暴徒首领”四十八人，鲁迅在册，名列第二十一名，他自三月二十六日起离家避祸。但当时的北京政局多变，一个月后，奉军进京，段祺瑞下台，被通缉的威胁消除了，五月初，鲁迅回到家里，可以从容自由地活动了，离京之前，他还多次参加朋友送别的宴请，通辑逮捕之事早已化为乌有。
最后说敌人一事。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官僚政客、帮闲文人打了几次笔仗，对复古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都进行过斗争，颇得罪了一些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女师大学潮中与陈西滢的论战，他以一人之力，一管之笔，左右开弓，与周围所有的政客文人开战，树敌确实不少，但是以鲁迅的声望地位、社会影响，更由于他顽强不屈的性格，岂是轻易能让论敌排挤走的，他不可能为了躲避所谓“文人学者”的围攻而不战自退、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鲁迅离开北京的原因和上面所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起决定性因素的另有不便明言的个人隐情，这就是为了追求爱情，为了和许广平开始新的生活，为此，他才选择了离开北京。
毋庸讳言，鲁迅当时是有妻子的，只是与这位名叫朱安的妻子感情不和，两人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近二十年，他在家里过的是孤身生活。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在北师大的学生许广平闯入他的生活，两人后来确定恋爱关系，离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许广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虽然后来约定的时间没能守住，但他们确是精心策划过此事。
鲁迅当时的收入主要是工资、讲课费、稿费和版税，虽谈不上富足，但绝对在中产以上，为了将来与爱人开始新的生活，必要的经济准备是不可少的。就各方面的条件而言，他继续留在北京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要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留在北京显然就成了问题。
首先，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无意伤害对方，没打算过遗弃妻子。只能把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返还给母亲，让朱安留在家里照顾堂前。自然，自己另有所爱，以朱安温顺平和的性格不至于因此而闹出大的风波，但是同时要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
其次，当时，他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兄弟恩断义绝，反目成仇，这种精神打击对鲁迅是致命的，他们在北京共同奋斗了十多年，志趣相投、感情深厚、合作融洽，手足情断让他刻骨铭心、痛心疾首。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失和以后，再无直接交往，许多朋友聚会宴请，鲁迅都刻意回避周作人而拒绝参加。当然，以周作人的品性，对“有妇之夫”的鲁迅和学生许广平的关系肯定不会认可，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他在内心深处也许未必愿意和周作人在一个城市生活。
另外，鲁迅自然不会畏惧别人的蜚短流长，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北京，有过多重的文化身份：政府职员、大学讲师、自由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此地的亲朋好友、学生同行，熟人众多，自己名冠京华，早已成为人所瞩目的公众人物，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势必会遭到世俗舆论的非难与压力，无论是善意的议论，还是恶意的攻击，人们说长道短背后议论，甚至流言蜚语都是免不了的，这些非议，鲁迅和许广平不能不有所顾忌。
上面这些因素，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鲁迅如果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生活在北京显然有诸多不便、诸多麻烦，与其身处是非之地，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北京他不是不能待，而是他不想待，不愿待。
正是为了追求爱情和许广平到外地开始新的生活，鲁迅这才决定离开北京。
因为与反动派的冲突，迫使他离开中山大学，离开厦门大学是因为所写的文章，直插国民党政府罪恶的心脏，被驱逐出校。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
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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