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有那么多租界的原因是复杂的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所致。天津租界是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设立的租界之一。在历史上，天津曾是九国租界，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些租界的设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些租界的设立，在当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津最早的市政公用事业也大都是从租界发端的。为了便于寓居天津的外籍侨民生活，各国租界当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设施的建设，如供水、供电、邮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园等。1901年，天津都统衙门批准了中外商人开办自来水系统的审请。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济安自来水公司举行供水典礼，最先给天津老城的4个城门地区及东北角、西北角供水。后逐渐供应城厢内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区。经营年限到期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该公司，并扩大了规模和供水范围。1903年8月5日《大公报》称，当年天津老城传染病发病率大为下降，“因居民多半饮用自来水之故”。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时世昌洋行获准在天津投资经营的最早运营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比利时，天津办事处设在当时的意租界内，该公司投资兴建了天津也是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1905年，德租界发电所建立，开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装路灯，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树立装有2盏50瓦的白炽灯的铁制灯杆。
德国工部局于1908年建立电灯公司，该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电。1917年中国收回德租界的同时，也收回了该发电厂，由区公署水电股管理，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自营电业。由于近代租界的设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设起步较早，1914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费洛梯上尉与艾克森美孚合作，将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纽尔三世路（今建国路）建成天津第一条柏油路。此后，各个租界进行吹泥垫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泽，从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基督教文化，虽然与天津本土文化有所冲突，但它却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与相互依赖。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美等国的教会组织陆续到天津建教堂传教，同时建立了各种学校来宣传教义和培养亲西方的青年。如美国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英国伦敦会设立“养正书院”等。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影响最大，不仅在天津开办了“成美学馆”等学校，专门接收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还提出“接近中国文化人”的主张，即一方面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在学生中进行“感化”活动；同时，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教。包括张伯苓等在内的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基督教，极大地增强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渗入。
教会以及华人自办的教育事业，与洋务派开设的以军事、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学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女子教育为例，教会开设的女子学堂中，教员多是能说汉语的洋人，而优秀的中国女学员还能被送往国外留学。虽然教会参与教育事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亲西方的青年，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使让租界中的普通华人不受教会笼络而真正接受教育，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以“光耀中华”为宗旨创办了成绩卓彰的耀华学校。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绩显著，袁世凯称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
1、天津英租界始设于1860年，是外国在天津设立最早的租界。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宝士徒道（今营口道）。这就是所谓的“原订租界”。
2、法国租界地
天津法租界始设于1860年英租界设立之后。界址为：东、北临海河右岸（南、西岸），西南至海大道（今大沽路），东南与英租界毗邻。不过，天津初期的对外贸易并不兴盛，来到这里的少数外商主要居住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的宫北大街，仅有天津英租界内建造了少数房屋。
3、美国租界地
天津美租界约设于1862年。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开滦胡同（今开封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与英租界毗邻。共占地一百三十余亩。
4、天津德租界
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95年-1917年。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柯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借口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迫日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要求享受与英法等国同等特殊待遇。
5、日本租界地
天津日租界始设于1898年。最初，日本仅在法租界以北、天津城厢东南，划定了租界与预备租界的范围；另在德租界以南的小刘庄划出停船码头。
6、天津俄租界
始设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天津火车站及海河左岸（东、北岸）的大片土地。由于这一区域阻隔了自紫竹林法租界和英租界至火车站的通道，引起两国不满。经德国从中调停，俄国同意改划原订租界范围，将火车站地区交还中国，俄租界遂分为东、西两区。
7、意大利租界地
天津意租界始设于1902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意大利军队乘机占领了海河左岸（东北岸）、俄军占领区以西的地段，并宣布为意租界。
界址为：东北自意中交界路（今兴隆街）沿京山铁路至俄租界，南沿波格拉尼路（今五经路）与俄租界毗邻，西南临海河，西北沿意奥交界路（今北安道）至兴隆街，占地近八百亩。
8、奥地利租界地
天津奥租界始设于1902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奥匈帝国军队乘机占领了与天津城厢隔河相望的海河左岸（东岸）地区，遂据为租界。界址为：东临京山铁路，南临意奥交界路（今北安道），西临海河，北至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占地一千余亩。
9、比租界
天津比租界始设于1902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比利时并未出兵，但也乘机在俄军占领区以南的海河左岸（东岸）强划了比租界。界址为：东穿大直沽村，南迄小孙庄，西临海河，北临科斯特罗马路（今十五经路）与俄租界毗邻，占地七百余亩。
扩展资料：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
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天津租界
